这场争执尤其让金感到难受，因为C.A.斯科特不仅是金老爹的老朋友，还是以便以谢教会的受托人，因此严格意义上说他也是金的老板。此外作为南部唯一一份黑人日报的编辑和运营伙伴，斯科特还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金在广大南方黑人眼中的个人形象。金从小接受的教育就要求他透过斯科特这样的权势人物的视角来看世界，他也实事求是地意识到了自己对于这些人的依赖。以便以谢教会的另一根支柱杰西.布莱顿（Jesse Blayton）对于金所处的困境提出了更有针对性的暗示。过去几年间，担任公民银行总裁的布莱顿还在主业之外建立了隶属于个人名下的会计事务所，金老爹还是事务所的受托人之一。自从金在阿拉巴马遭到指控，布莱顿就一直在仔细检查他的财务记录，希望能帮他准备一份能在法庭上站住脚的账单。让金感到很不舒服的是，布莱顿对待他的态度或多或少就像斯科特对待学生刊登宣言的态度一样，换句话说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布莱顿一开始就不假思索地向金收取了一千美金，理由是他“花了两周时间研究案件资料，从而决定工作文件流程的模式”。他总共为金审查了两份税单，在查账快结束时收取的费用甚至超过了金在以便以谢的年薪。
就连律师们都认为布莱顿这是在趁火打劫——既然他是金家的老朋友，这么宰人实在不太厚道。然而律师们的感慨并不能为金带来多少安慰，尤其是还要考虑到他本来就与各位律师们在财务上纠缠不清。金的律师团队共有五名成员，牵头的是两位威尔金斯推荐的协进会会员。来自芝加哥的威廉.明（William Ming）以及纽约的休伯特.T.德兰尼法官分别是享有盛名的法庭律师与上诉专家。其余三名律师都来自阿拉巴马州。伯明翰的亚瑟.D.肖尔斯（Arthur D. Shores）是其中较年长的一位，在1956年协进会在阿拉巴马州遭遇禁令以前——此时禁令依然有效——他曾是协进会在当地的主要律师。另外两位律师则是金的熟人，一位是弗雷德.格雷，另一位是S.S西伊牧师的儿子小西伊。这两位资历较浅的年轻律师要负责开庭之前的大部分准备工作。律师团当中每一位成员都具有在法律或者政治层面上不可或缺的特质，但是这个团队并不算十分灵活。几位律师此前互不相识，分别来自三个州四个城市的五家律所。他们经常重复进行别人已经完成的调查工作，并且对责任划分争论不休，与此同时金还得为这些无用功支付律师费。更糟的是，律师们还会因为收费问题发生口角。北方律师抱怨南方律师收费过高，配不上他们的实际能力；南方律师则抱怨北方律师虽然能力强，但却不愿透露自己的收费标准，就算面对合伙律师都不肯透底。全体律师意见一致的时候少之又少，不过他们确实全都认为金几乎不可能在阿拉巴马州的白人陪审团面前赢下这场税务诉讼。假如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布莱顿的账目审查无论揭示了怎样对金有利的事实都没什么卵用，而他那高得离谱的收费标准自然也就更加扯淡了。律师们的辩护策略是凭空制造法律问题，诱使上诉法庭推翻依据税法判定的伪证罪。
金发现自己正在向任何可以为他带来希望的专家寻求鼓励，不论这份希望有多牵强或者专家有多昂贵。形势严峻的案情将他的顺从天性压榨到了极致，到最后只要他觉得某人有可能帮助自己就拉不下脸来与对方交恶。他发现虽然他所支付的费用比他的合理预期要高，但却比最大牌的律师们为最重大案件提供辩护时自认为有资格收取的费用更低。因此金的心态也很纠结，一方面觉得自己沦为了听任各位律师放血的冤大头，同时又非常感激各位律师的辛劳与付出；一方面觉得自己软弱无助，同时又坚信自己一定能逢凶化吉。金并不像斯坦利.利维森那样充满自信且惯于直言不讳——他的遭遇气坏了利维森，以至于后者当面将各位律师呵斥了一顿，骂他们眼里只有律师费，却顾不上金的反迫害辩护，因此理应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在所有全心全意帮助金的专业人士当中，最坚定且最无私的就是利维森。正是这份榜样的力量才使得他在默默坚持游说各方的时候没有遭到反感。利维森之所以得到了金的爱戴正是因为他惯于有话直说。不过金太害羞，不敢直接向其他民权领袖们求助，也不好意思将自己的个人利益与民权运动的集体利益划上等号。恰恰相反，他一直在试图拉开两者之间的距离。他曾经不厌其烦地与利维森以及哈里.贝拉方特等人讨论过个人责任与政治责任之间的哲学区别，并且表明了令对方大感惊讶的态度。金坚持认为他绝不能动用一分钱的“运动资金”来支付自己的私人开支，为此他还试图制定一套无懈可击的指导方针。交通罚单很显然是个人的责任，那么所得税指控呢？满足哪些条件才能使其成为政治责任呢？他如何才能心安理得地动用运动资金来为自己辩护昵？贝拉方特与利维森都没有闲情逸致陪着金浪费唾沫。在他们看来，仅仅凭借帕特森州长幸灾乐祸的声明，这次的税务指控就无疑属于政治责任。
在纽约，贝亚德.拉斯廷成为了马丁.路德.金辩护委员会与“为南方自由而战”组织的执行董事。这两个组织已于3月底之前在纽约筹集了足够在《纽约时报购买一整版广告页面的经费。筹措资金的呼吁启事由拉斯廷和贝拉方特共同起草。广告以“倾听他们日渐高涨的呼声”为题*，简要介绍了官方对静坐运动的反应以及对金提起公诉并且加以威胁的经过。文中写道：“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学生们在州议会大楼门前的台阶上高唱《一曲我的国家属于你之后，他们的领袖就遭到了学校的开除，好几卡车警察手持霰弹猎枪和催泪瓦斯环绕了阿拉巴马州立学院的校园……”广告继续写道，针对金的伪证指控是南方政府采取的反民权策略的一部分，旨在“针对这场平权运动实施斩首行动，从而打击非裔美国人的士气并且削弱他们的斗争的意志。”
*这个标题节选自1960年3月19日《时代周刊发表的社论。社论支持静坐示威并将其称作“在南方前所未有的活动，以及完全可以理解的活动。”
3月29日的《纽约时报刊登了这则呼吁，随后各界捐款纷纷涌向了金的辩护委员会，达到了广告费用的好几倍。一周后，阿拉巴马州总检察长宣布，帕特森州长命令他着手起诉《纽约时报以及广告刊登者，罪名是诽谤阿拉巴马州政府的官方代表。4月8日，蒙哥马利治安专员苏利文写了四封一模一样的信，分别寄给了广告署名支持者名单上的四位阿拉巴马牧师——阿博纳西、夏特沃斯、莫堡的约瑟夫.洛厄里（Joseph Lowery）以及S.S.西伊，信中要求他们“充分且公正地撤回这条充满虚假与诽谤的广告”。收到通知的四位牧师全都吓了一跳，因为事先全都不知道这则广告的存在，更不知道别人用了自己的名字。
表达恐惧与甩脱嫌疑的电话立即将金家的电话线路堵了个水泄不通。四位牧师痛苦地向金抱怨，他们并没有允许拉斯廷使用他们的名字。他们还担忧地指出了广告文本当中的细节错误：蒙哥马利的学生们所演唱的不是《我的祖国属于你而是《星条旗永不落，警察也从未“环绕”阿拉巴马州立学院的校园，“环绕”这个词就好像警察把学校包围了一样。事实上警察全都集结在了校园的一侧。压力很快就被转嫁给了拉斯廷，他只是简单地告诉金，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小问题，肯定够不上中伤的标准。此外拉斯廷还提醒金，这四位牧师全都是领导大会理事会成员。别看现在他们抱怨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可要是报纸没有刊登他们的名字，而且他们也没有收到威胁信，那么他们肯定还会抬出自己身为领导大会负责人的身份更大声地抱怨自己受到了冷落。在双方彼此咆哮相互拌嘴的初始阶段，苏利文诉《纽约时报案看上去并不太可能成为最高法院受理的里程碑式案件。对于金来说，这场纠纷最让他沮丧的一点在于他似乎已经陷入了某种定式当中：只要他呼吁求助，就总会陷入更深的困境，致使进一步求助变得更加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