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国人之所以要在宜昌城外建立属于自己地盘的决定，那位原宜昌海关署税务司的英国人李约德（Y。Kurematsu）在1891年12月最后一天写的那个厚厚的《宜昌十年报告》里反映的很清楚：“宜昌是一个位于湖北西部的长江北岸（或左岸）的贫穷的山城。”“一条狭窄、及其肮脏、臭气熏天的小街，沿街都是江边破烂的小屋，这条小街通向开阔的大道，……这条大道一直延伸到原已计划好的英国租界区。”“这块地前面连着长江，后面是一大块荒废的土丘和杂草遍地的中国人的坟地，在这里，居民可以躲开城里那种由于卫生设施恶劣所引起的令人讨厌的臭气。”
当然，以英国为代表的外国使团考虑的还有宜昌沿江码头由于冲出三峡南津关后的长江这条黄金水道在绕着宜昌古城而过的同时，也将大量的泥沙沉积在宜昌沿江一线，造成长长的沙滩的同时，也迫使原本在上河坡和下河坡（现在沿江大道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之间路段）、以及古城水门下的码头的不断下移；加上外国铁壳轮船的吃水深度等航行要求，就使得外国领事馆会同湖广及宜昌的官员勘定租界地的时候，划出了上自汉景帝庙下至龙王庙（现在的二马路口至一马路口之间）长579米的90亩土地。后因为租价双方差距太大，没能成交。但在随后的岁月里，宜昌老城外的那一片土地很快还是成为了不是租界的租界区。
1876年开埠后，各国对宜昌这座深入中国内地最远、位于川江与荆江交界、川东鄂西咽喉要地的城市十分重视，各路人马纷沓而至，竞相在宜昌古城外的江边设立领事馆，购买周边荒地和坟地，开洋行，建码头，设货栈；建教堂，办学校，开医院。在各国列强渗透的同时，华商实业和地方经济也迅速加入其中，他们除了带来宜昌转口贸易的兴旺，工商贸易的繁荣和社会事业的发展之外，经济、社会和物流与人流在宜昌城外的南门外正街、招商局路（现在大南门到陶珠路一带的沿江大道处）迅速膨胀，城市规模随之拓展，宜昌城市格局和风格也跟着改变。
那个类似于现在住建委的宜昌商埠局也就应运而生。
作者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