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宜昌的苏格兰传教士们”和“宜昌罗马天主教传教使团的住所”等多幅照片的背景，可以清楚地看见虽然随着宜昌商埠的兴起，外国使领馆、教会和洋行纷纷抢滩于一马路到二马路、滨江路到福绥路的那片区域，可是在街道还未形成之前，那里不过也就是不太繁华热闹的城郊而已。从史料中就可以得知，宜昌的真正繁华还得从1920年宜昌兵变之后，开始针对鸦片征收特税之后。
盖洛镜头里的宜昌城里的模样，通过身穿羊皮大衣的盖洛自己在宜昌衙门院内和滑竿留下的一张照片，以及“宜昌街头的一棵神树”、“宜昌孔庙”和“宜昌衙门”等照片，可以看出当时宜昌官方建筑和民房式样，还有街道形态的正式记载。这就证实了《宜昌开埠后的城市建设》中所介绍的：“城内街道都很狭窄，闹市区之外的街巷还很污秽，低则水窟，高则土山，人走拥挤，车行冲撞，紊乱不堪。”以及李约翰的《十年报告》里所写的十分糟糕的宜昌城内的印象：“一条狭窄、及其肮脏、臭气熏天的小街，沿街都是江边破烂的小屋。”
盖洛将他的镜头更多的集中到了“江和号船上的传教士们”、“宜昌的苏格兰传教士们”、“宜昌罗马天主教传教使团的住所”，以及“宜昌方尖塔前的一位尼姑”和“宜昌附近的一尊凶神塑像”等多幅照片，披露了当时天主教、基督教与佛教、道教在宜昌并存与相互竞争的宗教情况，因为在笔者的《宜昌宗教面面观》里已经对此做过详尽阐述，就不必在此赘言了。
《扬子江上的美国人》书中还留下了两幅有关农民耕种的照片。一张题为“宜昌附近的人力耕田”、另一张为“宜昌农夫在稻田耕作”，稻田里的农夫用的是水牛耕田，而旱田里的那三个农夫却是一人在后面扶犁，两人在前面用绳索拉犁。可见得晚清民国年间的宜昌，生产力水平不高、其生产效率当然就很低。这也就从一个侧面证明宜昌是一个适合耕种的地方，也证明了李约德的那份《十年报告》描述的真实准确：“稻米、小麦、荞麦、豌豆、青豆、芝麻、油菜全都大量种植，高粱、玉米、小米也在一定范围内种植，中国人通常食用的蔬菜如南瓜、洋白菜、萝卜、甜薯（红苕）、荸荠及其他薯类作物都大量生长，棉花在近郊和下游更远的地区都大面积种植。”
作者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