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和农民之间讲的是共生共息。
因为天灾和人祸不断，谁也不知道富裕和灾祸哪一个会先来，如果农民不抱团在一起，不互相之间产生较长远的利益关系的话，等灾祸到来时谁也扛不过去。
农民和农民之间最先讲的永远是长远的利益关系，就得是今天我帮你，以后我走窄了你也要帮我。
尤其是生产力越低下的时候个体的抗天灾人祸能力就越弱，不管是谁遇到走窄了的时候如果没有人帮扶大概率一口气缓不上来就撅过去了。
所以基于土地上的生产和供需关系建立起来的国家会为了共同的长远的利益关系去建设并发展一种适用于维护长远利益关系的文明和制度。
但匪徒和匪徒之间很难产生这种长远的利益关系，因为匪徒的资源获取成本和资源获取周期与农民的生产成本不同。
农民从耕种到收获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而匪徒只需要考虑今天抢谁，该怎么抢，明天抢谁，又该怎么抢，然后付诸行动。
这样思维方式和生存模式下的匪徒又怎么可能会和同类产生长远的利益关系。
总是今天我一个人抢不动，所以咱俩合作一块抢，明天你走窄了我就该抢你了。
罗马国现在就是罗马城和亚平宁半岛内诸城邦之间基于这种短期的利益关系建立起来的一个地区性政权。
倒也不是说亚平宁半岛从没出现过向生产型政权发展的民族，而是以抢掠为生存准则的罗马政权崛起的太快，亚平宁半岛内本来有机会发展出来的生产型文明被迅速崛起的罗马政权阉割了。